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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2019-01-29  来源:🔗种猪在线  💛135238
核心提示:2019年,我已经84岁高龄了,回顾我一生中有三个阶段的经历值得珍贵的回忆,即下放锻炼、猪场劳动和养猪顾问。第一阶段是1957年我

2019年,我已经84岁高龄了,回顾我一生中有三个阶段的经历值得珍贵的回忆,即下放锻炼、猪场劳动和养猪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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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1957年我从北大、清华大学农学院合并后的北京农业大学(今称中国农业大学)畜牧系毕业后,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农业技术教研室任助教,报到才一个月,就号召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我积极要求下放得到批准,分配在北京市卢沟桥西侧的中捷人民友好公社,下放一年回校后,又到北京西郊四季青人民公社劳动锻炼半年,当时我们就住在农民家里。大跃进年代,劳动是紧张的,生活是艰苦的,冬天时,屋里的水也结上冰,一个月休息一天才能回到学校洗一个热水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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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期间,有一天,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陪同捷克国防部长到公社访问,在公社的大院中。彭帅和社员和下放干部谈话,他问我们饭能否吃饱?白天黑夜的干活累不累?他嘱咐我们注意身体,要劳逸结合。半个世纪过去了,他那崇德亲民。崇实求真的风格令我们长久难忘。

下放期间,使从南方来的我认识北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为日后编写《北京养猪学》常常一个人跑遍北京各县收集资料打下基础,本书于1960年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我写了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北京昌平区猪群野地放牧的调查》在中国畜牧学杂志1959年7月中发表。

1961年8月,我从北京调回华南农学院佛山分院工作。第二阶段是上世纪60年代,学校响应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我下放在学校猪场劳动五年之久,期间有时还要进行现场教学,和学生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最初我住在猪舍内,电灯也没有,与公猪为邻,晚上还要给哺乳母猪、仔猪加喂夜餐,从熟喂改生喂,从自然交配改为人工授精,从以青粗饲料为主改为蒸酒喂猪,从养猪亏本变为盈利,实现连续三年赚钱,农场工人称我为“猪威”,由于我经常做猪的人工授精工作,同事叫我“Boar Li”(猪公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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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猪场期间,有一天我在操作电动打浆机时触电,一下子摔倒在湿滑的地上,幸得猪场的老工人严光湖及时关了电闸,我才逃过一劫。我衷心祝贺严师傅一路走好。

艰苦的生活磨练人,也使人增长知识和才能,离开猪场以后,我用了一个暑假写出《农村养猪》这本科普读物。20世纪后期,我与朱尚雄先生合作主编《中国工厂化养猪》一书,这本书在199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就印了一万册。

第三阶段是我退休以后,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被聘到福建省厦门市食品公司猪场当顾问,开始时是请我去介绍广东工厂化养猪情况的,但看到他们新建的猪场,养的外种猪瘦弱严重,主要用本地猪的饲料养外国猪,营养不良,我就留下来,改变饲料配方取得明显效果,而被聘为顾问的。公司在办公楼为我安排一间有空调、电话、电视的居室,但我常常住在猪场,和工人生活在一起,我协助他们建新猪舍,晚上给工人上养猪课,帮助他们改进饲养管理方法,并建立饲料添加剂生产车间,在3年中我12次从广东到猪场住了约120天,为日后我写出《论集约化养猪的生态系统》等一系列工厂化养猪的文章打下实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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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夏天,厦门食品公司经理来广州找我,说哺乳母猪不食,缺奶,饿死一百多头小猪,叫我帮忙解决,我从厦门机场下机后就先到饲料厂,我看到的饲料都是黑色的,我就拿走了一粒去到猪场后,公司经理、饲料厂、猪场三方在场,我把从饲料厂拿来的黑色颗粒饲料当众吞下,苦极了,我吐出窗外,立即用矿泉水洗口,此时饲料厂的负责人就说是由于大雨,饲料厂进水,玉米浸水,为了不浪费就制成颗粒饲料给猪场使用,而出现母猪不食,仔猪饿死的现象,在会场上我一句都没说,事情就明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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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猪场生活期间,有一天,一头小猪跌落在排污沟中,一位工人立即把猪舍的铸铁漏缝地板搬开,不怕脏臭从水沟中把小猪捉出来。有时看到下班的工人睡在宿舍楼前面的草地上,我问他想什么?他说想回家养鸡,使我感到养猪工人的艰辛和生活枯燥,我买了一本养鸡的书送给他。

从2009年起,我和朱尚雄先生合作为台湾出版的《现代养猪》杂志开辟《人文养猪》专栏写稿,文章中多处谈及生态养猪、动物福利和猪业和谐等内容,共计58篇,与在厦门猪场生活的那些日子的亲身感受不无关系。台湾的现代养猪杂志社还为我们两人发行了《猪业公共议题》一书。

离开厦门约20年后,原食品公司经理对人说,希望能在厦门再见到我,我如约赴会,与深圳光明农场的杨志新从厦门乘机到武夷山,完了他曾对我说的诺言,当我坐在竹排船上,环看四周,一步一景美极了。

我在1994年退休,在佛山兽专时我担任8年的畜牧系主任,又是中国农机学会机械化养猪协会的技术培训中心主任,广东是工厂化养猪的先行者,外种猪、先进的养猪设备、生产技术多先从广东引入,国内同行多来深圳参观,因此我有机会去过11个省(市)介绍广东的养猪生产情况,参观过上百个猪场,直至2008年我75岁后为止。

农科出身的知识份子,只有深入农村生活和参加生产劳动,了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才能在理论上有所发现和创新。关键是放下架子,不怕艰苦,先当学生才能当好先生。我的体会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

附言:

谨以此文对孙德林先生的《桃李满天下》一文的答谢!

 编辑:刘金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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