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本文系统综述了益生菌在防治幼龄畜禽腹泻中的作用与应用。文章指出，在全面“禁抗”背景下，益生菌凭借其绿色安全优势，通过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强化肠道屏障、增强免疫功能及促进肠上皮修复等多重协同机制，有效降低仔猪、犊牛、羔羊及雏禽的腹泻发生率，并改善其生长性能。未来研究需关注菌株特异性、深入机制解析及工艺创新，以推动益生菌在绿色养殖中的更广泛应用。
导读：腹泻是影响畜禽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会使生理机能尚未完善的幼龄畜禽动物生长受阻、成活率下降，也会引发巨大经济损失。自全面禁抗政策实施以来，肠道健康问题愈发凸显，寻找安全高效的替代方案成为行业亟待破解的问题。而益生菌凭借无毒副作用、无抗药性、无药物残留的天然优势，正逐步成为改善幼龄畜禽肠道健康的核心饲料添加剂。益生菌的价值不仅在于“替抗”，更在于其对肠道健康的多维调控，通过竞争性排斥病原菌、分泌抗菌代谢物，重塑肠道微生态平衡；通过强化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增厚肠道黏液层，增强肠道物理与化学屏障；通过调控免疫细胞分化、促进免疫球蛋白分泌，激活机体防御体系；通过代谢产物调控肠道干细胞增殖分化，加速肠黏膜修复再生。这些机制相互协同，从根源上提升幼龄畜禽抗腹泻能力。本期我刊特邀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印遇龙院士以“益生菌在幼龄畜禽腹泻防治中的研究与应用进展”为题，系统梳理了益生菌在仔猪、犊牛、羔羊、雏禽等幼龄畜禽腹泻防治中的应用成果，明确其防控效果与生长促进价值，为推动新一代绿色功能性饲料添加剂研发与应用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参考。全文已在《饲料工业》2026年第2期刊出。
1 畜禽腹泻概述及对畜牧业的危害
幼龄畜禽腹泻是畜牧业中普遍且危害严重的疾病，不仅直接影响动物健康与生产性能，还会给畜牧产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1]。其病因复杂多样，涉及病毒、细菌、寄生虫及营养与管理等多重应激因素，且常呈现群体性暴发。传统的防治策略主要依赖抗生素，虽能在短期内控制病情，但长期使用极易导致病原菌耐药性加重，并带来药物残留风险，对动物健康、食品安全及公共卫生构成持续威胁[2]。因此，寻求安全、可持续且高效的综合防控策略已成为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议题。
近年来，益生菌作为饲料添加剂已成为“替抗”研究的重要方向。益生菌不仅能通过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强化肠道屏障功能来维持肠道健康，还可系统性激活机体免疫反应，从根本上提升动物整体健康水平。凭借其多重生物学功能与安全性，在推动畜牧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与开发价值。
2 益生菌的概述
益生菌是一类具有健康促进作用的活性微生物，因其绿色安全、作用稳定等特性，已成为畜禽生产中广泛应用的新型饲料添加剂。大量研究表明，益生菌在抑制病原微生物、缓解炎症反应、调节免疫功能、改善环境应激状态及促进动物生长等方面均具有显著效果，被认为是替代抗生素的重要策略之一[3]。通常，合格的益生菌应具备多项核心特性：能够黏附于肠道黏膜；耐受胃酸、胆汁及胃液、胰液等消化酶的作用；在消化道中保持高存活率与良好的竞争性定植能力；能够颉颃或抑制致病菌，或产生具有抑菌活性的代谢物；并能激活宿主免疫系统，提高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水平。此外，益生菌制剂还需满足规模化生产、储存稳定性高、感官适口性良好等工艺要求，并对宿主绝对安全无害[4]。
目前，允许用于饲料中的益生菌种类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乳酸菌、肠球菌、双歧杆菌、芽孢杆菌、酵母菌及部分霉菌等。从制剂工艺来看，益生菌产品可分为固体发酵制剂和液体发酵制剂。按物理形态可进一步分为颗粒型、粉剂型和液体型；根据菌株构成则可分为单一菌种制剂与复合菌种制剂。多类型、多形态的益生菌制剂为解决不同的养殖问题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与应用方案。在幼龄畜禽腹泻的防控方面，益生菌的优势尤为突出。由于仔猪、犊牛、羔羊及雏禽等幼龄动物的消化系统与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在断奶、转群或遭受病原感染等应激条件下极易发生腹泻。益生菌可通过多重机制发挥保护作用，包括竞争性排斥病原菌、降低肠道pH、调节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增强肠道物理屏障、激活免疫反应及促进肠道上皮细胞发育与修复等，从而有效抵御腹泻的发生[5]。在全面“饲料禁抗”的政策背景下，益生菌已成为替代抗生素、构建绿色健康养殖体系的关键防控手段之一。
3 益生菌缓解腹泻的作用机理
3.1 调节肠道微生物平衡
幼龄畜禽腹泻往往伴随肠道微生物群失调，而益生菌能够直接调控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与功能，从而维持肠道微生态稳态，在多个层面有效预防和缓解腹泻。首先，益生菌可通过竞争性排斥抑制病原菌定植。进入肠道后，益生菌能够占据肠黏膜表面的生态位，抢占营养资源，与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竞争定植空间，从而有效抑制其增殖[6]。其次，益生菌能够分泌多种抗菌活性物质实现直接抑菌作用。许多益生菌可产生细菌素、有机酸（如乳酸、乙酸）及过氧化氢等，这些物质不仅可直接抑制或杀灭病原微生物，还可降低肠道pH，营造不利于致病菌生长的酸性环境。例如，双歧杆菌在胃肠道中生成的乙酸可有效降低由肠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的感染风险[7]。此外，这些有机酸还可作为底物，为其他有益菌（如丁酸梭菌）合成丁酸盐、丙酸盐等重要代谢物提供前体，进一步促进肠道健康微生态的构建[8]。除此之外，益生菌还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抗病毒活性。研究表明，某些乳杆菌和双歧杆菌可通过其表面结构或代谢产物干扰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EDV）和轮状病毒等肠道病毒的吸附与复制过程。例如，罗伊氏乳杆菌在体外表现出对PEDV的显著抑制作用，具有直接预防与治疗潜力[9]。另有研究显示，普拉梭菌可通过其外膜囊泡调控肠道菌群代谢，在PEDV感染过程中显著降低病毒载量，从而有效缓解仔猪腹泻症状[10]。
3.2 改善肠道屏障完整性
肠道屏障是阻止肠腔内有害物质（如致病抗原、毒素和病原微生物）入侵、维持机体稳态的“第一道防线”，而益生菌在维护这一屏障功能中发挥核心作用。肠道物理屏障主要由上皮细胞及其紧密连接复合物构成，对肠道乃至机体整体健康具有关键意义[11]。紧密连接蛋白（如Occludin、Claudin、ZO-1）是上皮细胞之间的关键连接结构，决定肠道通透性的强弱。然而，在腹泻或炎症状态下，紧密连接结构易遭破坏，导致肠道屏障受损，使内毒素及有害微生物更易透过肠壁进入血液循环，从而诱发全身性炎症反应与代谢紊乱[12]。益生菌可通过多种机制增强并修复紧密连接结构。其一，益生菌能够直接促进紧密连接蛋白表达。例如，罗伊氏乳杆菌L81和植物乳杆菌被证实可显著上调空肠中Claudin-1、Occludin和ZO-1的表达[13]；其二，益生菌代谢产物（如丁酸盐、吲哚衍生物）可精准调控相关信号通路以强化紧密连接。研究表明，多株乳杆菌产生的丁酸盐可激活AMPK/MLCK通路，而副干酪乳杆菌则通过抑制NF-κB-MLCK信号通路促进紧密连接蛋白表达，从而“加强”细胞间连接结构，促进肠屏障修复[14-15]。
此外，益生菌还能促进肠道黏液层的恢复。肠道化学屏障主要由杯状细胞分泌的黏蛋白（MUC2）组成，其覆盖肠上皮表面，对维持黏膜免疫与肠道稳态至关重要[16]。在病原微生物侵袭时，杯状细胞的黏蛋白分泌常被抑制，导致黏液层变薄，削弱对病原体的阻隔功能，并使上皮细胞更易受损[17]。补充益生菌后，可通过多途径促进MUC2的表达与分泌：一方面，益生菌可直接刺激杯状细胞增殖及自噬，促进黏蛋白合成与黏液层增厚；另一方面，益生菌可通过与上皮细胞表面的Toll样受体-4（TLR-4）结合，经MyD88信号通路激活NF-κB，从而上调MUC2的表达[18]。此外，益生菌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乙酸、丁酸和丙酸等短链脂肪酸还可通过调控前列腺素生成，间接促进肠上皮细胞中MUC2的表达，进一步增强黏液屏障功能[19]。
3.3 增强肠道免疫功能
益生菌及其代谢产物（如有机酸）能够作为重要的免疫调节剂，通过激活多层次的免疫防御机制，有效预防和缓解幼龄畜禽腹泻。其主要作用机制包括：促进免疫细胞分化、增强免疫球蛋白分泌、抑制促炎因子生成以及诱导抗炎因子表达等。益生菌可被肠道免疫细胞表面的Toll样受体识别，从而启动相关信号通路，促进免疫细胞释放抗炎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0（IL-10）]，并减少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8（IL-8）、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白细胞介素-6（IL-6）等促炎因子的产生。该过程有助于调控免疫相关基因表达，维持肠道免疫稳态，从而增强机体对病原体的抵御能力[20]。此外，多株乳杆菌可通过募集多种细胞因子、增强巨噬细胞活性、诱导干扰素产生、激活自然杀伤细胞等多路径发挥免疫调节作用。在体液免疫方面，益生菌能够促进免疫球蛋白A（IgA）、免疫球蛋白M（IgM）、免疫球蛋白G（IgG）及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sIgA）的生成。研究表明，罗伊氏乳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处理可显著增强轮状病毒感染仔猪的免疫应答，提高肠道IgA水平，并提升血清与肠道中的IgM、IgG水平[21]。其中，sIgA作为黏膜免疫的核心效应分子，可在肠腔内中和病毒、结合细菌，通过“免疫排除”机制阻断病原体定植，是预防腹泻的重要屏障[20]。益生菌可通过激活肠道淋巴滤泡，促进B细胞向浆细胞分化，从而提升sIgA的产生。
除了菌体本身，益生菌的代谢产物亦深度参与宿主免疫调控。例如，罗伊氏乳杆菌能够感知膳食色氨酸并快速增殖，产生芳烃受体（AhR）配体IAld，进而激活AhR-IL-22信号轴，促进有益菌定植、抑制白色念珠菌生长，并改善肠黏膜炎症状态[22]。此外，部分益生菌产生的丁酸盐可直接作用于肠黏膜免疫细胞，通过增加调节性T细胞（Treg）的数量与活性，同时抑制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及效应T细胞的促炎反应，从而维持免疫平衡[23]。这些代谢产物还可通过G蛋白偶联受体介导的胞内信号传导，促进免疫细胞的分化与增殖，提高机体对病原体及内毒素的识别和清除能力，从而全面提升肠道免疫防御功能。
3.4 促进肠道细胞生长发育
小肠是动物食物消化与营养吸收的核心部位，其肠绒毛结构的完整性直接决定营养物质的吸收效率。在正常生理条件下，肠上皮依靠隐窝-绒毛轴的连续更新维持动态稳态：肠上皮干细胞（ISC）不断增殖并分化为具有吸收功能的成熟上皮细胞，或分化为杯状细胞、潘氏细胞等具有特异分泌或免疫功能的细胞类型[24]。然而，腹泻会打破这种稳态，导致肠上皮细胞受损、ISC的增殖与分化受阻、潘氏细胞功能异常及肠绒毛萎缩，从而削弱小肠的吸收功能。而ISC的稳态对损伤后肠黏膜的再生和修复同样至关重要[25]。
研究表明，益生菌可通过其代谢产物多层次调控ISC功能，以缓解腹泻引发的肠道组织损伤。短链脂肪酸（SCFAs）是益生菌利用膳食纤维产生的重要代谢物，可通过受体介导和表观遗传调控直接影响ISC命运。其中，乳酸杆菌和阿克曼菌产生的乙酸盐能激活FFAR2/FFAR3受体，促进Lgr5⁺ ISC增殖，进而促进潘氏细胞与杯状细胞的形成[26-27]；丙酸盐可通过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及激活FFAR2和STAT3信号，增强肠上皮细胞极化，促进其沿隐窝-绒毛轴向成熟细胞谱系迁移[28]；而丁酸盐则主要通过抑制HDAC活性来精准调节ISC的分化方向[29]。益生菌还能通过胆汁酸代谢调节ISC稳态。其酶活性可将初级胆汁酸转化为次级胆汁酸，其中非12α-羟基化胆汁酸[如石胆酸（LCA）、熊去氧胆酸（UDCA）]能够作为TGR5受体和YAP信号通路的激动剂，促进ISC自我更新，并促进肠内分泌细胞的形成[30]。这一作用有助于在腹泻损伤后加速肠道上皮的再生。
此外，益生菌代谢色氨酸产生的吲哚类衍生物（如吲哚-3-醛）可通过AhR通路双向调控ISC功能。一方面，这些吲哚衍生物可抑制Wnt/β-catenin通路的过度激活，从而避免ISC异常增殖；另一方面，还能激活IL-22-STAT3信号轴，促进受损黏膜的修复过程[31]。在此基础上，部分芽孢杆菌等益生菌还可直接激活Wnt/β-catenin或AhR/STAT3等关键信号通路，从而增强ISC的增殖与分化能力，加速上皮组织重建[32-33]。总体而言，益生菌通过多类代谢产物协同调控ISC的增殖、分化及再生过程，从多个层面维护肠道稳态。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益生菌缓解腹泻和促进肠黏膜修复的重要途径，也为进一步阐明其调节肠道健康的分子机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4 益生菌在畜禽腹泻防治中的应用研究
4.1 在仔猪腹泻中的应用
在现代集约化养殖模式下，早期断奶是提升母猪繁殖效率的重要策略。然而，断奶应激常导致仔猪出现断奶后腹泻（PWD），表现为采食量下降、平均日增重降低，严重影响健康并提高死亡率。研究显示，肠毒素性大肠杆菌（ETEC）感染是引发PWD的主要病因之一，全球约50%的仔猪死亡与其相关[34]。作为一种有效的营养干预手段，益生菌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及调控免疫反应等多途径缓解仔猪腹泻。已有研究表明，日粮中添加乳酸菌可显著提高肠道中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相对丰度，抑制大肠杆菌生长，并促进短链脂肪酸的产生。例如，补充植物乳杆菌和短乳杆菌可有效提升仔猪平均日增重，改善空肠绒毛结构，并增强有益菌定植能力，从而减轻ETEC感染对肠道造成的损伤[35]。此外，约氏乳杆菌和黏膜乳杆菌来源的胞外囊泡可通过促进M2型巨噬细胞极化，增强肠道屏障修复能力，有效缓解ETEC K88感染引起的腹泻症状[36-37]。地衣芽孢杆菌与枯草芽孢杆菌的联合应用可显著提升仔猪生长性能，其机制涉及降低肠道大肠杆菌丰度、增加乳酸菌定植，提高血清IgA、IgG、IgM及粪便sIgA水平，从而增强免疫应答[38]。补充双歧杆菌FSDJN7O5可显著提高抗炎因子IL-10的表达，抑制促炎因子TNF-α表达，恢复肠道微生态平衡，从而缓解ETEC感染导致的腹泻[39]。
除细菌性病因外，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EDV）和猪德尔塔冠状病毒（PDCoV）也是引发仔猪病毒性腹泻的重要病原。研究表明，益生菌及其功能性成分可通过多条途径提高仔猪对上述病毒的抵抗能力。在PEDV感染模型中，植物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和唾液乳杆菌等乳酸菌可通过增强肠道屏障、抑制炎症反应等机制发挥抗病毒作用[40-42]。由民猪来源的乳酸杆菌LCM233、唾液乳杆菌LSM231及植物乳杆菌LPM239构成的复合益生菌不仅能够修复肠绒毛结构和紧密连接蛋白，还可促进黏液层增厚、上调抗病毒蛋白ISG15的表达，同时降低IL-8、TNF-α等炎症因子，从而系统性缓解PEDV诱导的肠道损伤[43]。除乳酸菌外，解淀粉芽孢杆菌也被证实能够减少PEDV感染仔猪的病毒排毒量[44]。此外，普拉粪杆菌来源的胞外囊泡可通过提升肠道磷脂酰胆碱含量，维持绒毛形态和组织结构完整性，降低病毒载量，从而缓解PEDV诱导的病理损伤与腹泻[10]。在PDCoV防控方面，目前尚缺乏针对益生菌的直接证据，但粪菌移植（FMT）研究表明，将健康猪的肠道微生物移植至PDCoV感染仔猪体内可提升乳酸菌等有益菌丰度，增加杯状细胞数量、促进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增厚黏液层，同时增强精氨酸生物合成并抑制TLR-4/MyD88/NF-κB信号通路，从而减少炎症并降低感染易感性[45]。这些发现提示，益生菌可能通过“菌群-屏障-免疫”三重调控体系参与PDCoV感染的防控，为后续益生菌制剂的研发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4.2 在犊牛腹泻中的应用
腹泻是导致犊牛死亡和牧场经济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致病原因复杂多样，包括牛轮状病毒、冠状病毒、沙门氏菌和致病性大肠杆菌等传染性病原，及饲养管理不当等非传染性因素。腹泻不仅会破坏犊牛肠道微生态平衡，损伤肠黏膜结构，还会引起营养吸收障碍和免疫功能下降。在此背景下，益生菌作为一种绿色、安全的替代策略，在犊牛腹泻的防治中展现出显著应用潜力。
大量研究表明，无论是单一菌株还是复合菌株的益生菌，都能有效降低犊牛腹泻发生率。例如，新生犊牛补充罗伊氏乳杆菌可使早期腹泻发生率降低约30%[46]。此外，丁酸梭菌因其耐酸性及对致病性大肠杆菌K99的抑菌作用，在犊牛日粮中添加后可使腹泻率降低约6.48%，其机制可能与改善瘤胃微生物群（如降低普雷沃氏菌属丰度、提高琥珀酸分解菌水平）有关[47]。枯草芽孢杆菌不仅具有良好的胃肠耐受性和广谱抑菌能力，还可改善犊牛平均日增重、体躯指数与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同时增强抗应激能力，从而促进健康生长[48-49]。多菌株复合益生菌因其协同效应通常优于单一菌株。例如，由嗜酸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酵母菌按3∶3∶1配比组成的复合制剂，可通过上调空肠黏膜紧密连接蛋白（ZO-1和Occludin）的表达、提高肠道sIgA水平、改善肠道菌群结构，从而有效缓解由大肠杆菌K99引起的腹泻[50]。此外，以干酪乳杆菌、植物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和双歧杆菌等益生菌发酵的代乳粉，不仅显著提升犊牛的生长性能和肠道菌群多样性（如增加罗伊氏乳杆菌和粪肠球菌丰度），还提高了血浆中花生四烯酸类、胆汁酸类、固醇类、氨基酸类、维生素类等多种有益代谢物水平，从而全面增强免疫力，降低腹泻率及抗生素使用量[51]。综上所述，益生菌通过直接抑制病原菌、强化肠道屏障、调节免疫反应及优化肠道微生态与代谢等多途径协同作用，在犊牛腹泻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4.3 在羔羊腹泻中的应用
新生羔羊由于免疫和消化系统尚未发育完善，在生长早期极易发生胃肠道感染和腹泻。腹泻不仅破坏肠道菌群稳态，还会导致羔羊生长性能下降和存活率降低[52]。因此，通过营养干预增强断奶羔羊肠道健康与免疫功能，对控制腹泻并提升生产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益生菌在预防和缓解羔羊腹泻方面展现出显著效果，其作用机制涉及多个层面。益生菌能够优化瘤胃功能，促进有益菌早期定殖与生长。研究显示，在萨能奶山羊日粮中添加4 g/kg的复合益生菌（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和地衣芽孢杆菌）可加速羔羊胃肠道菌群的建立，使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成为优势菌门，维持微生物群稳定，提高瘤胃液中丙酸和戊酸的含量，并显著减少粪便中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数量[53]。拜氏梭菌能够促进乳杆菌属等有益菌增殖，同时可以抑制大肠埃希菌-志贺氏菌属的生长[54]。灌服脆弱拟杆菌可提升腹泻羔羊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与丰度，从而促进病后恢复[55]。此外，羔羊早期补充酵母发酵产物有助于瘤胃微生物群的早期构建，优化瘤胃微生态环境，提升肠道发育和营养物质消化率，从而促进生长[56]。
益生菌还可增强羔羊肠道物理屏障功能。研究显示，单形拟杆菌、拜氏梭菌及约氏乳杆菌均能显著上调空肠和结肠中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1和Occludin）的表达，降低肠道通透性[54, 57-58]。单形拟杆菌还能增加结肠杯状细胞数量，促进黏液分泌，从而加强肠黏膜保护[58]。在7~28日龄羔羊代乳粉中添加枯草芽孢杆菌可显著改善空肠和回肠的形态发育，具体表现为小肠绒毛高度与隐窝深度比值的增加，并能有效抑制肠上皮细胞过度凋亡，从而维持肠道屏障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59]。
益生菌还能系统性调节羔羊免疫系统，从而降低肠道与全身性炎症反应。单形拟杆菌、约氏乳杆菌和拜氏梭菌均可降低促炎细胞因子（TNF-α、IL-1β和IL-6）水平，而单形拟杆菌和乳酸杆菌还能诱导抗炎因子IL-10的分泌[54, 57-58]。复合益生菌（乳酸杆菌、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发酵饲料亦能降低血清中IL-6和TNF-α[60]。此外，补充复合益生菌（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地衣芽孢杆菌）或单独补充约氏乳杆菌，均可显著提升羔羊血清IgG[57]，而拜氏梭菌也能够提高空肠与结肠的IgA、IgG和IgM[54]。最终，这些益生菌的积极效应共同促成羔羊生产性能的全面提升，包括腹泻率显著下降、干物质采食量增加、平均日增重提高，以及体重和体尺等关键生长指标的改善。
4.4 在雏禽腹泻中的应用
在家禽集约化养殖体系中，由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微生物感染引发的腹泻是限制生产效益的重要因素。大量研究表明，益生菌能够通过多重机制有效防治家禽腹泻并促进肠道健康。现代集约化孵化模式削弱了母源微生物的垂直传递，而FMT作为恢复肠道菌群的重要策略，可显著提升雏鸡盲肠微生物多样性，提高黏液蛋白、紧密连接蛋白Occludin及IgA水平，从而增强肠道屏障功能[61]。在单一菌株干预方面，枯草芽孢杆菌发酵产物能有效缓解雏鸡因大肠杆菌感染引发的炎症反应，显著降低血清γ-干扰素（IFN-γ）、白细胞介素-2（IL-2）和IL-6水平；并通过促进十二指肠杯状细胞增殖和sIgA分泌、上调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1和ZO-1的表达，修复受损的肠道形态结构[62]。鼠李糖乳杆菌P118则通过增强宿主免疫反应、稳定紧密连接结构和维持微生物群稳态，有效抵御沙门氏菌引起的肠道屏障破坏[63]。此外，补充屎肠球菌可显著增加雏鸡肠道绒毛高度、降低隐窝深度，改善肠道形态，从而降低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导致的腹泻发生率[64]。复合益生菌制剂（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粪肠球菌和酵母菌）则可通过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途径增强空肠上皮完整性，并协同提升免疫功能，有效减少雏鸡腹泻、提高平均日采食量与日增重[65]。
益生菌在其他禽类中的应用同样展现出良好效果。研究表明，枯草芽孢杆菌PB6可显著提高雏鸭空肠、回肠绒毛高度及绒隐比，并增加空肠杯状细胞数量，促进ZO-1表达，进而改善肠道形态和屏障结构，增强肠道保护能力[66]。在肉鸽生产中，亲鸽的营养状况与肠道微生物群对乳鸽的生长速度及抗病力具有决定性影响。通过亲鸽饮水补充粪肠球菌与枯草芽孢杆菌，可显著提升乳鸽免疫球蛋白IgA和IgG水平，从而增强其抗腹泻能力[67]。肉鸽保健砂中添加唾液乳杆菌SNK-6可使鸽子腹泻的综合治愈率达到100%，且在第4、22、26周的随访中治愈率始终显著优于对照组。该干预还显著提高了乳鸽的存活率及转群后的适应能力，其作用可能与增强肠黏膜免疫与改善肠道形态密切相关[68]。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充分证明，在家禽生产体系中，通过直接补充特定益生菌或通过亲代干预调控微生态，都可有效突破母源微生物传递的限制，显著提升家禽肠道屏障功能与免疫防御能力，为防治家禽腹泻提供了可靠且具有应用前景的策略。
5 小结与展望
本文系统综述了益生菌在防治幼龄畜禽腹泻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应用进展。在饲料“禁抗”背景下，益生菌凭借其绿色安全、无药物残留等优势，逐渐成为替代抗生素的核心策略之一。其作用机制多维且协同：一方面，通过竞争性黏附与分泌抑菌物质，稳定肠道微生态；另一方面，通过促进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增强黏蛋白分泌，强化肠道物理与化学屏障。此外，益生菌能够调控细胞因子分泌、促进免疫球蛋白生成，从而提升黏膜及全身免疫水平；其代谢产物还可影响肠道干细胞命运，促进上皮修复与发育。大量研究显示，益生菌在仔猪、犊牛、羔羊及雏禽中均可显著降低腹泻发生率、改善生长性能并提高成活率。
尽管如此，益生菌的研究与应用仍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
①精准营养与个性化应用。解析益生菌的菌株特异性与宿主特异性，构建“菌株-功效-宿主”匹配体系。
②深入机制阐释。利用多组学、类器官等前沿技术解析益生菌及其代谢物的系统调控机制。
③新型益生菌与合生制剂开发：挖掘本土优势菌株，优化与益生元、植物成分的协同组合。
④技术工艺创新。突破包埋、保护与制剂化技术瓶颈，提高益生菌在加工、储存和消化道中的存活率。
⑤行业标准与评价体系建立。统一产品效价、安全性与有效性评价规范，促进产业规范化与可持续发展。综上，通过多学科融合与持续技术创新，益生菌将在畜牧业的绿色、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