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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各位养殖一线的同仁、兽医老师们，大家好。
从业多年，我深知非洲猪瘟（ASF）是我们这个行业最令人头疼的“头号杀手”。它不仅致死率高，而且病毒在环境中极其顽强，加上缺乏有效的商品化疫苗，防控压力巨大。近年来，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欧洲、亚洲多地接连“失守”，意大利更是自2022年起在四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出现了疫情。一个核心问题始终萦绕：这些看似孤立的疫情，究竟是本地传播的延续，还是外部病毒一次又一次的“偷渡”？
一、全球传播图谱：长途“跳跃”与本地扩散交织
研究分析了来自全球的228个基因II型ASFV全基因组序列，通过构建时间标定的系统发育树，清晰地描绘了病毒的传播路径。
1.起源与扩散时间线：研究推断，引发当前欧亚大流行的病毒谱系，其最近的共同祖先大约出现在2005年底（2003年9月至2007年5月之间），起源于非洲。这与2007年疫情在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首次暴发的时间点吻合[1]。随后，病毒展现出惊人的远距离传播能力。
主要传播路径：模型证实了已知的几次关键性跨区域传播：
非洲→ 东欧及高加索地区：疫情的开端。
欧洲→ 东亚：导致2018年中国及东亚多国疫情暴发。
东南亚→ 西非：病毒可能早在2017年就已传入西非，并于2020年在尼日利亚等地被发现[1]。
东欧→ 东南亚：这是模型中跨区域传播最频繁的路径，估计发生了超过12次转移，几乎与东南亚区域内的传播次数相当，暗示了活跃的贸易往来在病毒扩散中的作用[1]。
2.传播距离的启示：研究特别估算了病毒在系统发育树“分支”上的潜在传播距离。结果显示，即使在短至15天（接近病毒代际时间或其在饲料中的半衰期）的时间内，病毒的中位传播距离也能达到约95公里，最长可达340公里——这远远超出了野猪自然移动的可能范围，强烈提示了人类活动介导的传播（如车辆、物品污染）在早期扩散中的关键作用[1]。更令人警惕的是，在137天（相当于病毒在某些腌制肉制品中可存活的时长）的时间窗口内，推断的传播距离可以超过900公里，这为通过污染猪肉产品进行的超远距离、“跳跃式”传播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1]。
小结：全球ASF的流行是 “长途跳跃”与“本地扩散”的混合体。人类活动（贸易、运输、人员流动）是病毒实现跨洲、跨地区“闪电战”的主要推手；而一旦病毒传入新区域，便会通过野猪间传播、家猪接触以及本地化的人类活动（如养殖场间传播）进行巩固和蔓延。
图1：全基因组序列的地点分布
二、 意大利疫情解谜：至少三次独立的“进口”
意大利的疫情是本研究聚焦的重点。自2022年1月在西北部皮埃蒙特地区首次发现以来，意大利本土上相继出现了四个地理上不连续的疫点群：西北部、罗马市、卡拉布里亚和坎帕尼亚。基因分析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1.西北部疫点群：该群病毒的基因序列与来自比利时（2018-2019年疫情）和摩尔多瓦的毒株聚在同一分支。由于比利时疫情早已结束，直接关联可能性低，但提示了可能的共同来源或经由东欧的传播链[1]。
2.罗马市疫点群：该群病毒与塞尔维亚的毒株显示出高度的遗传相似性，暗示两者之间存在流行病学联系，可能源于一次共同的引入或从塞尔维亚方向的输入[1]。
3.卡拉布里亚疫点群：其病毒与罗马疫点群的病毒亲缘关系很近，但卡拉布里亚的毒株出现了独特的基因组大片段缺失。这种缺失可能是在传入卡拉布里亚后产生的，也可能来自一个共同的、但尚未被采样的来源[1]。
4.坎帕尼亚疫点群（最令人意外）：全基因组分析显示，该群病毒竟然与东亚（中国、韩国等）和东南亚的病毒聚在一个大分支内，与意大利其他疫点群明显不同。进一步的单基因（MGF 360-10L）分析发现，坎帕尼亚毒株与众多亚洲毒株共享一个特异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而这个SNP在欧洲仅在一株2018年来自匈牙利的毒株中出现过[1]。这强烈表明，坎帕尼亚的疫情是一次独立于其他意大利疫点的、新的病毒引入事件，其源头可能与东亚流行株有关。
结论：意大利大陆上的四个ASF疫点群，至少源于三次独立的病毒引入事件。西北部和罗马的疫情来源不同，而坎帕尼亚的疫情则可能是一次与东亚病毒谱系相关的、更远距离的引入[1]。这解释了为何疫情在意大利呈“多点散发”态势，而非从单一源头连续扩散。
图2：全球扩散情况
三、对防控的启示：基因组监测成为“火眼金睛”
这项研究不仅还原了历史，更对未来防控指明了关键工具的方向：加强基因组流行病学监测。
精准溯源，识别引入风险：如同本研究对意大利疫情的分析，常规的流行病学调查很难区分本地传播和新的引入。只有通过持续的病毒基因组测序和比对，才能像“指纹鉴定”一样，准确判断新发疫情的来源是“内忧”还是“外患”，从而调整防控策略（如加强边境检疫 vs. 内部清群）。
揭示传播路径，预警高风险环节：研究揭示的东欧-东南亚之间高频的病毒基因交流，以及通过肉制品可能实现的超远距离传播，都指向了特定的国际贸易和物流链条是高风险环节。基因组数据结合贸易流数据，可以更精准地评估和预警风险。
监测病毒演化：ASFV虽然变异较RNA病毒慢，但仍在演化。意大利卡拉布里亚毒株出现的大片段缺失，以及研究中提到的其他地区毒株的特征性变异（如德国/波兰边境毒株的串联重复序列），都可能影响病毒的毒力、传播性或诊断检测的敏感性。持续监测才能及时发现这些变化。
图3：全基因组序列的最大支可信度（MCC）树
讨论：
这项前沿研究给我们一线从业者和决策者的启示是深刻的：
1.生物安全没有“绝对边界”：病毒可以通过一块被污染的肉制品、一辆未彻底消毒的车辆，实现上千公里的“跳跃”。这意味着，我们的生物安全观念必须从“防邻居”升级到 “防全球” 。对任何来自疫区或途经疫区的物品、人员、车辆，都必须保持最高级别的警惕和处置标准。
2.“被动扑杀”需结合“主动监测”：在缺乏疫苗的情况下，扑杀和净化是主要手段。但本研究显示，疫情可能在不同地区被反复“点燃”。因此，除了疫情发生后的应急响应，必须建立主动的、基于基因组学的监测网络。尤其要对野生野猪种群、屠宰场、边境口岸等关键节点进行常态化抽样和测序，变“事后灭火”为 “事前预警” 。
3.国际合作与信息共享至关重要：ASF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意大利坎帕尼亚的病毒可能源自东亚，这凸显了全球病毒库的相互关联。各国及时、公开地分享病毒基因组序列和流行病学数据，就像共享“通缉令”，能让所有国家更快地识别威胁来源，共同筑牢防线。
非洲猪瘟的防控，是一场与病毒传播速度和人类活动全球化程度的赛跑。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借助现代基因组学工具，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清对手的行进路线。将这份“路线图”转化为更精准的检疫政策、更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和更高效的监测体系，是我们遏制这场全球性瘟疫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