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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法典聚焦农业农村领域，专设相关章节，构建起覆盖农业面源污染全链条的治理体系，为农业绿色转型和乡村生态治理提供了系统法治保障。
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备受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于当日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我们为何要编纂这样一部法典？这部法典又将如何影响每个人的生产生活？怎样夯实美丽中国法治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本期《对话》邀请王灿发、巩固、李玉梅三位专家展开交流讨论。
王灿发：在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意义。
一是破解分散立法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的需要。过去生态环境领域多部单行法并行，存在规则交叉、条文重复、规范冲突、监管边界不清等问题，容易造成执法尺度不一、治理碎片化，难以适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要求，亟须通过法典编纂实现规范整合、消除制度壁垒。二是顺应生态文明治理阶段转型的需要。当前我国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双碳”目标多重任务叠加，新型环境问题不断涌现，原有法律体系缺少统一顶层框架，亟须构建覆盖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追责、生态修复、绿色低碳发展的全链条统一制度体系。三是巩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果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领域一系列改革举措、监管机制、责任制度需要通过法典固定化、长效化，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衔接。四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法典的颁布实施，有利于畅通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等权利保障渠道，以法治方式回应群众身边突出环境问题。五是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需要。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完成的又一重大法典工程，这一壮举将推动生态环境法治迈向体系化、统一化新阶段，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夯实长远法治根基。
李玉梅：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是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的有力回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法典的实施，将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从“单行分散”迈向“法典统领”，通过刚性制度约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提供民生制度保障，推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法典的实施，也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正式步入体系化、法治化的发展新阶段，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王灿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持续得到健全完善，相继制定、修改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法律，配套法规标准不断健全，稳步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构建起覆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风险防控的制度框架，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采取了适度法典化的模式，对现行单行法律分类处置，形成法典统领、新旧有序过渡、法典与保留单行法协同并行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一是将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经编订纂修，全部纳入法典，并在法典施行后直接废止。二是森林法等法律择其要旨要则纳入或体现到法典中，单行法继续保留。三是针对应对气候变化等暂未制定专门单行法律的新兴领域，法典仅作原则性规定，为后续立法预留空间。
为保障新旧法平稳衔接，在立法层面应进行系统性“立改废释”，全国人大常委会统筹推进保留单行法修订，清理与法典不一致条款；国务院组织清理环保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同步开展地方性环境法规清理，消除规范冲突。此外，在执法层面，统一指引过渡期培训，并在司法层面统一裁判尺度。
巩固：此前，我国生态环保领域单行法律有30余部，在此基础上，我国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关键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是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
如今，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采取适度法典化模式，对不同领域立法作出不同程度的“入典”处理。其与既有单行法之间，既存在新法与旧法的关系，又是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的关系。为实现法典与继续保留的单行法之间的平稳衔接，后续需要对相关单行法进行全面清理，以法典规定为核心，删除冲突条款，细化或增加补充性条款，实现理念、目标、内容、手段、效果各方面的协调统一。
巩固：未来，随着法典的实施，各项制度举措落地见效，广大城乡居民将切身感受到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居住环境更安静、饮水更洁净、食品更安全，拥有更多绿意盎然的公园、绿地。抬头是蓝天，夜晚数星星，出门望得见绿树，远观见飞鸟。
需要注意的是，要让生态保护成果全民共享，除严格执法、全民守法、全面保护好生态环境之外，还要推动公众参与相关制度机制建设，在制定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技术标准、计划规划等的过程中，充分听取公众意见，使其符合公众利益。在实施过程中信息充分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接受公众监督。建立健全公益诉讼、检举控告、志愿者服务、生态管护等机制，让公众力量更好参与环保实践。
李玉梅：法典第一条就明确将“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确立为立法目的之一，这也印证了“以人民为中心”是法典最鲜明的立法底色。
法典实施后，城乡居民将获得实实在在的保障。法典首先聚焦噪声、油烟、光污染等“家门口的烦心事”，如规定噪声污染认定不再以“超标”为唯一标准，居民区夜间施工被严格限制；明确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新设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新增光污染规制，要求户外照明不得干扰居民正常起居。其次，还赋予公众参与和监督权，明确公众享有环境信息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群众成为生态治理的参与者。此外，法典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制度，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武器。同时，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通过财政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等机制，让保护者受益，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法典将宏大生态理念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让每个人既成为生态保护的受益者，也成为参与者和监督者。
王灿发：法典统一构建了覆盖农业生产、乡村生活、农田生态、乡村经营主体的环境规则体系，设置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农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等相关章节，改变了过去农村环保规则分散、执法尺度不一、权责模糊的局面。整体呈现约束强化、转型倒逼、权益保障、治理升级四大效应，同时区分规模化经营主体与普通农户，实行分类治理，避免简单“一刀切”。
可以预见，未来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将获得稳定法治保障，村民生态权利与义务进一步清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将迎来新机遇，绿色农业、循环农业获得政策与法律双重支持，村民环境维权渠道更加通畅。生态补偿机制法治化，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巩固：法典将农业绿色转型从“政策引导”上升为“刚性法律约束”，主要从四个方面系统回应了长期困扰农业农村的生态治理难题。首先，从农业生产的“入口”管起，从源头规范生产行为，有效控制污染，为“如何种养”划定法律红线。其次，针对秸秆、废弃农膜、畜禽粪污等“老大难”问题，法典用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方式，让废弃物“变废为宝”，破解“垃圾围村”与资源浪费。再次，填补监管空白，让监管覆盖“最后一公里”，明确从事畜禽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均为污染防治责任主体。最后，加强资金保障，强化政府职责，构建系统治理体系，为农村环境治理的资金来源提供法律保障。
总体来看，法典对农业农村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其将绿色发展变成强制性、系统性的“硬要求”，在给农民和农业经营者划定行为边界的同时，也创造良好条件，为乡村强化环境治理、改善生活条件、实现生态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和制度基础。
李玉梅：生态环境法典聚焦农业农村领域，设置相关章节，构建起覆盖农业面源污染全链条的治理体系，为农业绿色转型和乡村生态治理提供了系统法治保障。法典的实施将深刻影响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推动种植业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倒逼养殖业升级设施、资源循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并通过生态补偿等机制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发展的核心优势。农业农村环境治理将从“被动防治”转向“主动规范”，为乡村生态更美、产业更兴、百姓更富的可持续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巩固：生态环境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大环保”领域各类活动均纳入调整范围进行统筹，采取适度法典化编纂模式对不同领域立法作不同处理，单独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这些在法律体系和立法技术上都具有世界独创性。
王灿发：生态环境法典在立法方面有许多创新，亮点纷呈。例如，在立法模式创新方面，整合30多部生态环境单行法与上百件行政法规，避免了以往法律之间的重复、冲突问题，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从“单打独斗”到“系统集成”的质的提升，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迈入体系化、现代化新阶段。
在内容创新方面，绿色低碳发展在法典中独立成编，实现“双碳”目标、应对气候变化举措从政策引导上升为刚性法律制度，回应了新时代绿色低碳转型的迫切需求，彰显了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的坚定立场，也为全球环境法治提供了全新范式。
李玉梅：生态环境法典构建起“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三位一体进阶规范路径，为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提供了系统的法治方案。
在价值导向上，法典总则新增“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原则，要求发展必须以生态系统承载力为刚性约束，不得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增长，从源头扭转“重发展轻保护”的惯性思维。
在制度创新上，生态保护编旨在规范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关系，明确规范资源利用方式，从根本上遏制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体现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同时，法典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让保护环境的地方和人民真正受益。
“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等中华优秀传统生态理念，不同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其核心智慧在于以刚性约束守住生态底线、以柔性引导激发社会活力，在“管”与“服”、“禁”与“疏”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实现了从“管制法”向兼具“促进法”功能的新型治理工具转变，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巩固：将生态保护与绿色低碳发展分别独立成编，正是破解“保护与发展”难题的关键法治设计。法律不再将生态保护视为经济发展的外部约束，而是通过系统性制度安排，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用法治刚性保障绿色转型，从而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从源头划定“硬杠杠”。法典确立“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等原则，将“三线一单”（即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明确写入立法并纳入总则规定，确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制度，为所有经济活动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生态边界，将环境约束前置为发展的前提条件，而非事后补救。
二是为绿色发展提供“新动能”。绿色低碳发展编系统整合并扩展提升循环经济、能源节约、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制度，使发展循环经济、进行节能改造、参与碳市场等不再是可自由选择的“加分项”，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与责任，从而倒逼企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主动实现全面绿色转型。
三是让生态保护出效益，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态保护编强化对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的修复与保护，并通过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绿水青山“可定价、能变现”。这意味着，保护了一片森林或湿地的地方，可以通过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途径获得经济回报，让保护者切实受益，从而形成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认识、全面协调的系统思维、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并重的灵活方法，以及协调互补、合作共赢的理念，无不体现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传统智慧。
李玉梅：当前推动法典落地实施，可能会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基层执法能力与法典要求存在结构性落差。部分县级执法及监测工作面临编制、人员、资金、技术等因素的限制，执法监管薄弱、案件办理标准不一等短板仍客观存在。二是配套制度建设滞后于法典实施节奏。法典中绿色低碳发展编、生态保护编的相关规定以原则性规定为主，落地实施有赖于配套立法及时到位。这就需要加快立法清理，系统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并完善配套法规与标准，确保法典实施有章可循。三是乡村认知普及与法典要求差距明显。当前，基层对法典的认知普及节奏仍相对滞后，乡村宣传阵地的新法宣讲覆盖有限，法治思维与乡村传统观念存在差距。四是新旧法律衔接与司法裁判规则亟待完善，生态环境领域司法解释等面临集中清理。
为保障法典落地落细，未来需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如加快配套制度建设、强化基层执法能力建设、提升法典宣传教育传播力影响力、完善司法保障等。法典的全面落地需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协同发力，才能让法典的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巩固：法典体量庞大，内容众多，涉及领域、部门、行业、主体众多，全面、高效实施不易，面临诸多挑战。对于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弱的基层乡村而言，相关问题更加突出，需要从不同方面多管齐下。
一是认真学习法典，全面贯彻领会。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带头学、全面学，既加深对法典的学习认识，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提高各界重视程度。二是大规模立法清理，最大限度消除现行法与法典的冲突，为法典实施扫清规范障碍。三是进行配套制度建设，通过配套法规、规章、政策性文件的“废改立”，对法典规范进行细化完善，提高可操作性，为法典实施提供制度保障。四是修改完善执法目录、裁量基准及相关司法解释，建设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为法典实施提供良好机制。五是广泛普法宣传，塑造良好氛围，打好群众基础，让老百姓充分认识到法典实施与自身健康、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发自内心地接受与认可，积极主动遵守。
主持人 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