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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一下几个常见的生物安全误区及规范的疫情调查如何改善生物安全效果。
误区 1: 生物安全已有改善
每当我询问养殖户或猪兽医是否在生物安全方面有所改进时，他们通常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为了佐证这一观点，他们常列举出日益增多的生物安全措施，例如车辆清洗、人员淋浴等。但这是衡量进展的最佳方式吗？可以说，通过评估生物安全措施本应达成的实际成果来衡量进展，或许是更明智的选择。在美国，由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和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EDV）引发的母猪场疫情发生率始终居高不下，同时PRRSV、冠状病毒及其他病原体向生长猪群的横向传播事件仍频繁发生。在包括美国和西班牙在内的多个国家，断奶至上市阶段的死亡率不仅高企，还呈上升趋势，这表明猪群的整体健康水平并未提升。最后，非洲猪瘟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也不支持生物安全取得改进的论点。
为何在推行了更多生物安全措施后，成效却未见改善？过去30年间，养猪业经历了飞速发展，这导致生物安全风险大幅增加。地理分隔式生产模式意味着生长猪从出生到上市需经历两次或更多次运输，有时距离遥远，这加速了地方性疾病的传播。对雇佣劳动力的依赖，以及专业化公猪站、饲料厂和服务中心（如粪便管理和维护设施）的发展，使得携带病原体的媒介——如人员、精液、饲料、维护员工、车辆和设备——进入农场的频率显著上升。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专门部门应运而生，协调决策变得日益困难。影响动物健康的决策越来越多地由决策层制定，而兽医的参与度相对较低。尽管在实施生物安全措施方面有所进步，但成效的缺失表明，过去30年养猪业快速变革所带来的变化，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加剧了生物安全风险。
误区 2: 我们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
这是我常听到的论调，尤其来自猪兽医群体。其潜台词是：优秀的生物安全控制措施已众所周知；市面上不乏各种生物安全实践清单，只要我们严格执行，就能取得进展。我对此坚决反对。要想行之有效，生物安全控制措施必须针对那些会增加病原体传入猪群风险的重大生物安全危害。
病原体要传入猪群，必须发生三个环节的失效（图1）。这三个失效概念用于识别生物安全危害（Holtkamp等人2023）。生物安全危害被定义为任何会增加一个或多个失效环节发生概率的情境、行动或疏忽；而生物安全危害分析则是对操作流程进行审查以识别这些危害。这些危害源于日常操作的执行过程，既包括养猪必需的基本流程，也包括专为降低风险而设的措施，例如进出农场时的淋浴程序。
准确识别生物安全危害，需要深入理解生产流程的方方面面：操作程序的具体执行方式、执行人员、时间节点、环境条件、所用设施与设备以及实施地点。声称“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无异于假定我们已经找出了最关键的风险点。基于我过去十年开展疫情调查的经验，养殖户和兽医很少能全面把握生产流程的细节，从而不足以充分评估生物安全危害。如果兽医和养殖者愿意投入时间系统识别并优先处理这些风险，他们会发现养猪业的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离奇，而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早已知道该怎么做”实属谬误。
误解 3：只有找到疫情根源，调查才有价值
疫情调查是识别并优先处理生物安全危害的绝佳机遇。您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切勿浪费任何一场危机。”疫情本身就是一场危机，同时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但学习并非必然结果。如果疫情调查能以识别和优先处理生物安全危害为目标妥善进行，那么根据我的经验，所获得的信息总能带来超出调查投入的回报。
2021年，猪健康信息中心（SHIC）资助开发了标准化疫情调查计划。一个由14名猪兽医组成的工作组受命制定相关术语、方法及工具。这套标准化调查体系融合了生物安全危害分析与流行病学调查。应用于猪场生物安全的危害分析，是一套收集并评估与病原体传入易感猪群相关的生物安全风险信息的方法。
标准化疫情调查所采用的方法和术语，大量借鉴了食品行业的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HACCP起源于1960年代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它最初作为一种系统化的质量保障方法，旨在识别食品安全危害，确保宇航员任务期间所携带的食品不受污染。NASA与食品行业的流程工程师合作，开发出一种通过分析和监控生产过程（而非仅检验最终产品）来确保食品安全的办法。这种对生产过程中食品安全危害的分析与监控侧重，使得HACCP非常适用于分析养猪生产中的生物安全风险。
关于如何运用疫情调查来识别、优先处理生物安全危害，并实施相应控制措施的实际案例，将在后续文章中详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