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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生猪产业供需失衡和“内卷式”竞争，国家近期围绕“控产能、降体重、限二育”等核心思路，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生猪去产能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见表1。这些政策旨在引导行业从过去的无序扩张转向提质增效的健康轨道。
表1列出了主要政策，其背后的核心原因是生猪产业的供需阶段性错配。非洲猪瘟后产能快速扩张，但需求端转向多元化（猪肉消费占比从2014年的78.13%降至2024年的57.9%），加之生产效率提升（如PSY指数提高），导致“内卷式”恶性竞争，企业陷入低价竞争、利润压缩的困境。政策旨在破解此困局，推动行业从无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2 国外生猪去产能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2.1 欧盟：以“高标准”倒逼产能优化与质量升级
欧盟通过严格的环保、动物福利和食品安全标准，推动生猪产业“去低端产能”与“高质量转型”同步推进，典型代表为丹麦、荷兰等农业强国。
2.1.1 去产能：以“硬标准”淘汰低效产能。
（1）环保红线约束：欧盟通过《水框架指令》《硝酸盐指令》等法规，对养殖场氮磷排放、粪污处理制定严苛标准（如荷兰要求生猪养殖场粪污必须通过“沼气发酵+有机肥”资源化利用，丹麦限制单位土地养殖密度）。小规模养殖场因难以承担环保设施投入（如粪污处理系统成本占养殖总成本15%～20%），被迫退出市场。以丹麦为例，1990年以来生猪养殖场数量减少70%，但单场规模从平均500头提升至5 000头以上，产能向规模化、专业化养殖场集中。
（2）动物福利门槛：欧盟《动物福利指令》规定生猪养殖需满足“无笼养、充足活动空间、环境丰容（如提供垫料、玩具）”等要求，养殖成本显著上升（据欧盟委员会数据，合规养殖场成本比非合规场高10%～15%），倒逼中小养殖场退出或升级。
（3）政策引导退出：部分国家通过“自愿退出补贴”加速产能优化，如德国对主动关闭的小型养殖场提供最高5万欧元/场的补贴，同时禁止新建低于一定规模的养殖场（如荷兰要求新建场单批次出栏≥1 000头）。
2.1.2 高质量发展：以“全链条管控”提升产业价值
（1）科技驱动效率提升：欧盟生猪养殖高度依赖精准化技术，如丹麦通过“丹育猪种”（全球最优质种猪之一）实现饲料转化率2.4:1（全球平均3:1），料重比降低20%；荷兰推广“智能化环控系统”，实时调控温湿度、氨气浓度，生猪成活率提升至98%以上。
（2）食品安全全程追溯：欧盟推行“从农场到餐桌”溯源体系（如丹麦“猪肉身份证”），每头猪从育种、养殖到屠宰加工的信息（饲料成分、用药记录、屠宰时间）全程可查，抗生素使用量极低（丹麦2022年生猪养殖抗生素使用率仅4.2 mg/kg，为全球最低水平之一）。
（3）产业链协同与品牌化：以丹麦皇冠合作社（全球最大猪肉出口企业）为代表，通过“养殖户+合作社+加工企业”模式整合产业链：合作社统一采购饲料（降低成本10%～15%）、统一育种（丹育猪种独家供应）、统一屠宰加工（日屠宰能力超2万头），终端产品以“丹麦猪肉”品牌出口，溢价率比普通猪肉高20%～30%。
2.2 美国：以“市场化”推动产能集中与效率革命
美国生猪产业以规模化、集约化、垂直整合为特征，通过市场竞争淘汰低效产能，同时依托科技与资本实现高质量发展。
2.2.1 去产能：市场周期与资本并购主导产能集中
（1）猪周期驱动中小场退出：美国生猪产业高度市场化，价格波动（“猪周期”）导致中小养殖场抗风险能力弱——在2014—2016年、2019—2021年价格低谷期，小规模养殖场（年出栏＜5 000头）数量减少30%以上，而前10%的大型养殖场产能占比从2000年的40%升至2022年的75%，形成“史密斯菲尔德”“泰森食品”等巨头主导的格局。
（2）环保与疫病压力加速淘汰：美国《清洁水法》要求年出栏≥1 000头的养殖场必须提交“粪污管理计划”（如建设lagoon储粪池或沼气工程），环保投入门槛（单场约50万美元）迫使中小场退出；同时，非洲猪瘟（ASF）等疫病防控要求生物安全升级（如全进全出、车辆消毒），进一步推高中小场成本。
2.2.2 高质量发展：科技赋能与垂直整合降本提质
（1）智能化养殖全覆盖：美国大型养殖场普遍应用“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如：精准饲喂系统（根据生猪体重、性别自动调整饲料配方，浪费率降低15%）、AI视觉监控（实时识别猪群异常行为，疫病发现提前3～5 d）、基因编辑育种（如CRISPR技术培育抗病猪种，降低死亡率5%～8%）。
（2）垂直整合控制全链条成本：龙头企业通过“饲料生产-种猪繁育-养殖-屠宰-加工-零售”垂直整合，如史密斯菲尔德自供饲料（成本降低8%～10%）、自建冷链物流（损耗率＜2%），终端产品覆盖从生鲜猪肉到预制菜（如香肠、培根），附加值提升30%以上。
（3）食品安全与标准化生产：美国农业部（USDA）推行“HACCP体系”（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要求养殖场记录用药、屠宰场检测瘦肉精等，同时通过“美国猪肉出口协会”（USMEF）推广“美国猪肉”标准化品牌，出口至全球100多个国家，溢价率比非品牌猪肉高15%。
3 养猪企业自愿去产能的顾虑
我国养猪企业在面对“去产能”这一政策导向时，存在许多现实的顾虑和挑战，见表2。虽然国家层面希望通过“控产能、降体重、限二育”等方式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但企业自身的算盘和市场的冷暖交织，让“自愿去产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总的来看，我国养猪企业“自愿去产能”的顾虑，深刻反映了当前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转型中的阵痛。这是一个涉及经济利益、社会民生和政策落地的复杂系统工程。
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如何在响应政策号召、维持市场地位和寻求新的增长点之间找到平衡，是关键课题。政府的引导需要更加精准，避免“一刀切”，并鼓励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对于中小散户而言，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去产能”的要求，更迫切需要的是完善的退出机制、转产扶持政策以及有效的风险保障体系。要让他们看到，即便不再养猪，也能有别的出路。
对于整个行业而言，此次“反内卷”的去产能过程，或许也是一个加速整合、提升集中度、走向标准化和现代化的契机。但这个过程中，如何避免形成新的垄断，如何保护多样化养殖主体的积极性，同样值得深思。
4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总体来看，我国生猪产业正朝着“调控更精准、发展更高效、产业更融合、模式更绿色” 的方向迈进。这个过程需要政府、企业和养殖户的共同理解和努力。政策的落实和后续效果，仍需市场与时间的检验，但无疑为产业的未来规划了清晰的方向。
4.1 发挥技术创新与数智化的力量
技术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其成效是显著的。
（1）智能养殖的落地：重庆荣昌的“生猪产业大脑+未来猪场”模式是个很好的例子。通过物联网、AI摄像头和智能耳标，实现了精准饲喂、环境自动调控和疫病监测。据报道，该模式使人工成本降低了约20%，饲料成本减少10%以上，每头母猪年产仔数也得到了提升。
（2）育种与疫病防控：国家实施《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支持核心育种场加大疫病净化力度，保障优良种猪供给。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推广了基因编辑抗病育种技术，并建设区域性洗消烘中心，应用移动式智能洗消方舱，使其生猪强制免疫密度达100%。
4.2 实施绿色发展与碳足迹管理
环保不再只是成本，更是新的效益增长点。
（1）粪污资源化利用：多地都在推动畜禽粪污的“变废为宝”。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和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通过实施粪污“热电气肥”联产工程，使其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了92%。山西则推广“丰淋模式”，探索“牧光互补”“沼液还田”等生态养殖模式。
（2）碳汇交易探索：国家层面已发布《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等标准，规范畜禽养殖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为未来养殖主体可能参与碳汇交易、实现“减排增益”奠定了基础。
4.3 产业转型浪潮下，不同规模的养殖主体需要有不同的思考
（1）对于大型规模化企业：应聚焦于核心技术竞争力的提升，如育种体系、精细化管理、智能化和全产业链建设，真正发挥成本优势和市场引领作用。
（2）对于中小型养殖场户：需要认识到，与大型集团企业拼成本、拼规模可能越发力不从心。寻求 “差异化养殖”（如优质地方品种养殖）或与大型企业通过“订单养殖、托管代养”等方式建立合作，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